观察家认为，一系列舆论热点事件有助于弥补法律漏洞，推进中国依法治国。

　　10月14日，面包车司机孙中界在上海搭载了一名“乘客”，“乘客”随后留下10元钱作为车资。孙中界随即被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拦下，车辆因“从事非法营运”被扣留。经记者核实，孙搭载的“乘客”是交通行政执法便衣，俗称“钩子”。

　　浦东新区城管部门此前发布的调查则否认了所谓的“倒钩”执法问题。18岁的孙中界为证明清白，自伤小指。中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违规执法现象，这种涉嫌唆使、引诱甚至嫁祸车主的“钓鱼式执法”，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。

　　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：“‘钓鱼执法’也可称为‘执法碰瓷’，这从根本上违反了政府公共政策和管理规则，违反了行政管理法律规定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本应是约束人们遵守公共秩序的政府，如果其自身行为发生了扭曲，会对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造成混乱，使政府的公信力遭受质疑。”

　　26日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说：“将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，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”。

　　汪玉凯教授同时指出，网络时代客观上使政府的执法行为受到公众监督，因而政府必须直面民意。以前个人意见的表达通常是孤立且缺乏沟通的，而网络却能形成公众的集体响应。

　　从2003年的孙志刚案，到后来被曝光的佘祥林案、“躲猫猫”事件以及此次“钓鱼执法”事件中，网络舆论对推动事件逐步解决，甚至对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发挥了显著作用。

　　2003年，27岁的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殴打致死，直接促成了有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新的法规出台。

　　在佘祥林案等“错判”案件的影响下，最高法院自2007年起收回死刑复核权。

　　今年初，云南省某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，这一被媒体称为“躲猫猫”的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说：“充分发挥网络民意，是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。”他说，正是由于解决问题的正当渠道不畅通，媒体和网络才成为当事人唯一的选择。遭遇“钓鱼执法”的另一位当事人称，此前针对“钓鱼执法”的诉讼，原告无一胜诉。

　　何兵建议，今后应打通解决行政执法争议中的各个制度环节，比如更大地发挥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，让遭遇不公平执法的当事人拥有更多“申冤”渠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