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构如何定级成为阻力

　　理想中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应为合同关系，而非上下级关系。本次改革很有可能将按照决策、执行、监督平级的模式来推进。

　　本报接触的各方人士均认为，深圳重启“行政三分”的改革最大阻力，依然在于机构的数目以及定级。

　　马敬仁分析称，从上次经验来看，决策部门想要实现一步到位的剧减已基本不可能，“现在有21个部门，我们可以先微调，比如调到15个到18个，下面再设置相应的执行局，这样改革的阻力最小，也可以渐进达到目标”。这些部门将按照大行业大系统的原则来进行运作，“比如发展与改革局是典型的纯决策部门，再比如规划国土系统，规划属于决策局，而住宅和国土就肯定属于执行。”

　　三大类部门的“定级”则存在一定悖论。倪星解释称，“毫无疑问如果决策部门的行政级别较高，会比较有利于协调，但是这样又会增加阻力，比如执行部门的局长就会想，为什么我比决策局的局长要低半级或者一级？”

　　乐正透露，为了避免上次改革的历程重演，深圳本次改革很有可能将按照决策、执行、监督平级的模式来推进，“如果职能分工够明确，就不会存在决策指挥不动执行的问题。”马敬仁则认为，理想中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应为合同关系，而非上下级关系，“每年执行局要给决策局签订行政合同，当中就规定了今年的任务，然后监察局再按照合同的完成情况来考察绩效。”

　　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，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曾用改革不可能“毕其功于一役”来形容机构改革的复杂性。马敬仁也说，深圳的改革不可能一步达到外界的期望，“中央给深圳先行先试权，也正是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径，而非寄希望于一蹴而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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